晋中市委党校 史江鹏
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，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，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和村规民约引导作用，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推进突出问题综合治理。自古以来，正风俗就被认为是求治之道、为政之要，原因在于风俗的变迁会影响百姓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人的思想，进而“迁染民志”，故移风易俗是国家治理、尤其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，我国已步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，整体社会格局及人际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移风易俗面临新的形势任务，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，需要积极探索更多且更有效的治理方式，将移风易俗上升到法治层面是其中之一。

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，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中国自古法律与风俗习惯就不可分割，奉行“出礼入刑”“隆礼重法”的治国理念，重视礼法结合。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契合，易被国民心理认同；更是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的必然要求，是“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”的有效举措。

“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”，法治建设，立法先行。2019年，由中央11个部门共同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》，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指明了方向。在各地的实践和摸索过程中，一些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，通过立法的方式推进移风易俗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。从理论上看，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够通过立法来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，得益于将移风易俗从道德层面上升至法治层面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，风俗习惯以不成文的方式发挥着隐性作用，这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从行为到观念的顽固性，或是良俗或是陋习的某种风俗一旦成熟，仅仅通过宣传、教育的道德影响方式将其改变是很难获得预期成效的，这也是之所以需要引入法治来支持和保障移风易俗的原因。“法立于上，教弘于下”，全国多地的实践已证明，通过地方立法助推移风易俗工作不仅是可行性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

2019年，晋中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通过《晋中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，条例倡导的文明行为中就有“倡导移风易俗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文明新风，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”的规定，是移风易俗在具体制度中的落实，但其中并没有相对系统地涉及移风易俗内容，相关行为的规范也不完整。2023年8月25日，山西省民政厅发布婚丧习俗改革试点，为期两年，其中，晋中市榆次区被确定为婚俗改革试点，太谷区被确定为丧俗改革试点。目前来看晋中市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但尚没有专门的地方立法，缺乏移风易俗工作的原则性规定和制度性保障，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健全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已日益凸显。

制定具有晋中特色的移风易俗地方性法规，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。首先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相关规定，不得越权立法，在立法精神、原则性表述和技术性条款上均不得与其他上位法冲突，确保立法的合规有效。其次，立法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，更要结合晋中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突出特色。在法规的章节编排、概念表述、具体原则、奖补惩处等内容上充分借鉴其他地方经验做法的同时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充分考虑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尽力而为，量力而行。第三，注重实地调研，尊重了解地方风俗习惯，借鉴和吸收民间规范。立法要为风俗留出必要空间，绝不可以“一刀切”地强制变革习俗，必须充分了解晋中风土人情，对良俗、陋俗有清晰准确的判断，充分考虑群众接受程度，不搞强制命令，地方立法一定要让群众信服，避免适得其反。最后，对地方立法的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，移风易俗的也不例外。在内容上，无论是对良俗的支持还是对陋俗的约束，即便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立法也难免有未尽之处，这是法律法规必须留给民间规范的空间。在实践中，风俗的改易包括思想和行动，二者不可或缺，立法之外的执行尤为重要，法规的出台并不能一劳永逸，要不断推进风俗朝着好的方向转变，需要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。